“相关俱乐部被告知，近期中国足协将开会研究归还引援调节费的事宜。”
根据媒体人秦云的消息，今年3月下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收费合规问题派员走访了中国足协，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之下，后者终于开始实质性地解决引援调节费这个老大难问题。
这笔巨款，也终于有了一些用武之地。
只不过，和引援调节费政策推出的初衷不同，这笔钱十有八九不会用于大家当初设想的青训方面，缓解俱乐部的财政困难问题，发放被欠薪球员的工资奖金，这是最有可能的去处。
这意味着，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又要多一个“避而不谈”的荒唐政策。
今年3月下旬，一位俱乐部老总在接受采访时，就点出了引援调节费如今的尴尬之处：
“足协收了调节费，也是一直放着，并没有像当初说的那样用在青训上。这些调节费收上去后就没动过，当初收取的时候就开不出票据，他们也不敢用。”
所以，这位俱乐部老总希望足协在用或是退的问题上，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要用便用，用不了便退，哪怕是退一部分，对于很多俱乐部都是救命钱一般的存在。
类似的声音，早在2020年就已经有过。之所以拖了这么久，一来是因为当时俱乐部的压力还没有很大，二来是过去的2021年，中国足协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国家队和联赛上。
前任留下的烂摊子，根本无暇顾及。
2017年，为了“抑制球员身价的溢价与虚高，减少俱乐部投入的无序竞争，抑制超高价引援和球员不规范转会行为”，中国足协推出了引援调节费政策。
根据规定，引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人的相关俱乐部，应等额缴纳引援调节费用。
该笔费用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足球公益活动、支持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促进普及足球、推动足球科技进步及公益性设施建设和服务国家振兴足球战略和发展规划。
刚开始，没有超过限额的引援支出，只是不需要缴纳引援调节费用。
而到了2018年初，政策继续加码，即便没有超过限额，“俱乐部须开设青训专用账户，在原‘青训预算’的基础上再增加本次引援实际支出的等额金额，同时申报新的青训预算的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中国足协将在准入检查时对此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特别检查。“
而且根据规定，如果发现俱乐部有逃避缴纳引援调节费的事实和行为，按照应缴纳费用的多少，将处以最低1分，最高15分的扣除联赛积分的处罚，同时球员也将被暂停参赛资格。
听起来很吓人，于是在初期，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想要的效果。
2017年二次转会，中超联赛的转会投入为1646.6万欧元，而在前一年同期，这一数字高达1.39亿欧元，降幅逼近9成。
2018年的冬窗，萧条依然在继续。1.61亿欧元的转会投入，相比于2017年的4.3亿欧元，也有了非常明显的下滑。
然而在金元足球时代，这样的政策只能管得了一时，却难以扭转上升的势头，于是在2019年初，转会投入还是上涨到了近2.2亿欧元。所谓的抑制超高价引援和球员不规范转会行为，随着广州恒大认缴调节费，也根本没有起到预想中的效果。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俱乐部也开始寻找政策中的漏洞。
2017年的夏天，志在改变中超座次的天津权健，以“先租后买”的形式引进了莫德斯特。
当时，租借费仅为600万欧元的这笔转会，并没有触发引援调节费的限额。假如在租借结束之后，天津权健不进行买断，那他们就将顺利避开这一政策。
2018年初，有了新老板的北京国安也开始大幅投入，他们引入了西甲比利亚雷亚尔前锋巴坎布，但他们采用了让球员支付违约金的形式，让自己成为自由身，这样一来，就以零转会费的方式加盟了北京国安。
当时，这笔转会早已完成，但迟迟没有官宣和注册，于是在几天之后，足协公布了补充细则，将“先租后买”和“买断合同自由身加盟”的方式，都纳入了缴纳引援调节费的范畴之中。
最终，北京国安和天津权健也都缴纳了引援调节费。
然而，费是交了，但中国足协却没有合适的名目。
管办分离之后，中国足协失去了行政级别，成为了一家社团组织。按照社团组织的管理办法，向企业收费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管理，需要上报发改委、财政部等上级部门获得许可，所以俱乐部即便上缴引援调节费，中国足协也无法按照引援调节费的名目开出发票。
而且即便拿到了钱，也无法按照原有计划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因为这笔费用无法计作企业或单位的捐赠费用，也就无法进入基金会的账目当中。
所以别说使用到青训项目上，转入中国足协名下的账户内都是不合规的。
于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便有一些俱乐部没有缴纳引援调节费。
2020年初，作为上市公司的上港集团就公布了自己2019年的年度报告，在其他应付款的类别中，就出现了“阿瑙引援调节费”，这笔款项高达1亿4953万元，但并没有缴纳到中国足协的账户上，而且已经超过了一年。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让很多人联想到了陈戌源和原来就职的上港集团的裙带关系上，但是作为上市公司，上港集团需要向股东负责，这笔标注为需要支付给中国足协的款项，根据媒体的报道，实际上是由中超公司代收，所以理论上的收款人和实际上并不一致。
这恐怕才是上港集团没有缴纳的原因。
但不管真实原因如何，没交也没遭到处罚，这迅速引来了效仿者。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大连人俱乐部从2020赛季就没有缴纳龙东的引援调节费，给出的理由便是“阿瑙托维奇可以不交，那我们也可以不交“。
而且俱乐部同时表示，如果非要强迫缴纳，俱乐部选择退出联赛。
这已经不是王健林的俱乐部第一次提出退出职业联赛了，而且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从那时开始，引援调节费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实际上，引援调节费带来的混乱还不至于此。
2018年1月，池忠国以2000万元的转会费加盟北京国安，然而池忠国曾经效力过的上海申鑫，将交易的双方——延边富德和北京国安，告上了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
根据申鑫与延边当初在池忠国转会时签订的合同，如果球员以转会的形式离开延边富德，申鑫拥有优先回购权，即便申鑫不使用这一权利，池忠国下一次转会时，他们将获得30%的转会费分成。
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池忠国的转会费到底是多少？
申鑫方面声称，池忠国在交流中亲口承认转会费不止2000万，这样一来，申鑫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转会费分成，而北京国安则涉嫌逃避缴纳引援调节费，可能会受到扣分等处罚，而北京国安和延边富德都表示，转会费就是2000万，而且他们手中有合同为证。
最终，申鑫并没有赢得仲裁，但池忠国的转会费究竟是多少，则成为了一个谜。
虽然严刑峻法在上，但俱乐部并不是完全找不到办法。
在引援调节费实行的初期，各个俱乐部都很清楚，金元足球时代，不可能有多少球员的转会费在2000万以下谈成，所以势必要用其他的方式补齐这里的差价。
不管是用各自母公司之间的场外交易，还是用其他球员抵扣一部分转会费，这都是让中国足协没有办法监管和处理的方法。
俱乐部无需缴纳额外费用，但受损的不仅是被捆绑销售的球员，还有球员所在的青训俱乐部。
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青训俱乐部获得的联合机制补偿，是根据转会费来制定的。
转会费多，那么按照比例，青训俱乐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补偿，反过来自然就会变少，于是在中国足协的政策之下，曾经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转会费，一夕之间都变成了2000万，那么青训俱乐部能够获得的联合机制补偿，也随之出现了非常大的折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元足球时代，母公司通过足球打响了知名度，球员通过市场拿到了高额年薪，中国足协则通过引援调节费，让自己多了一份工作成果。
只有青训俱乐部，没能享受到金元足球所带来的这些红利。
在引援调节费推出的初期，为了彰显这一政策的滴水不漏，媒体还曾透露，新规负责人为法学硕士，曾有多项纪律文件起草经历。
“这无疑显示了足协对完善相关法规的决心。“
然而再出色的法学硕士，如果不了解足球事务，只会给这个运动本身带来更大的伤害。引援调节费这项政策，不仅扭曲了中国联赛的转会市场，而且客观上为“阴阳合同“的死灰复燃，提供了绝佳的培养皿，也大大伤害了青训俱乐部的利益。
通过媒体的笔触，我们只能看到职业俱乐部的解散，殊不知在灯光照射的范围之外，有多少青训俱乐部在这两年成为了历史。
引援调节费，的确该“入土为安“了。
转自新浪体育
原创作者：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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