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股改遭遇债务雪球！难题，不只是欠薪……

记者陈永报道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2021年的冬天，似乎比以往更加寒冷：国足基本确定无缘世界杯；作为基础的联赛遭遇诸多困难，最典型的便是欠薪，从目前来看，中超不欠薪的俱乐部也就那么两三支。理论上，进行股改是正确的道路，但遭遇债务雪球后，部分俱乐部的行动只能停滞。

中国足球的经济问题，从目前来看，绝不仅仅是欠薪，欠薪只是俱乐部债务的一部分。

日前，记者和一家足球产业供应商的负责人聊天，他哭诉：“到目前为止，4家中超俱乐部和1家中甲俱乐部拖欠了我超过2000万（人民币，下同）的费用，原来，那些俱乐部会慢慢还钱，但最近一段时间，一分钱都要不来了。”

一家供应商就被俱乐部拖欠了超过2000万的费用，那么，其他类似的债务呢？欠薪呢？投资人以借款方式投入形成的债务呢？

“除了少数几家，现在中超俱乐部债务正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绝大部分投资人现在都处于观望状态，有的是确实没钱了，想投也没钱投；有的是比较困难，自己不愿意投了；有的其实没那么困难，完全可以继续投，但现在听说可以混改，政府和国企有可能托底，也就不想投了。多元化改革和混改理论上确实是一条很好的道路，但在滚雪球般扩大的债务面前，改革真的没那么容易。”有中超方面的人士告诉记者。

中国足球债务，正在压弯中国足球原本就不挺拔的脊梁。

在没有完全摸排的情况下，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出中超各俱乐部一共欠了多少钱，但可以估计的是，这个数字，应该是庞大的。目前，中超俱乐部的债务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欠投资人的钱，也就是欠母公司的钱。 年初，有两家中超俱乐部在寻求股改的时候曝出俱乐部拖欠集团数额巨大的债务，其中苏宁由于注资导致拖欠集团债务高达几十亿，而另外一家一度濒临解散的俱乐部，有消息说欠集团债务也超过20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投资人向俱乐部注资的时候，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果采用的是冠名、赞助等方式，这些注资被认定为俱乐部收入；如果采用的是借款方式，这些就变成了俱乐部债务。

采用借款方式为俱乐部注资，绝不仅仅只是上面谈及的那两家俱乐部。

二是欠合作伙伴、供应商的钱。 之前提到的供应商被多家俱乐部拖欠超过2000万费用就是这种情况。

一家俱乐部的运营，需要大量费用，涉及资金量巨大的，包括基地建设、场地建设、场地维护等，此外，还有机票、食堂采购、印刷品、水电费等常规费用。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俱乐部拖欠机票钱的情况，此前，河北队也传出拖欠水电费。有人士透露，年初解散的苏宁，曾拖欠了青训合作学校几个月的伙食费。

三是欠薪，包括拖欠工资和拖欠奖金。 这笔费用是非常高的，很多中超球员签的合同都是税后工资，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税前的话则是上千万乃至两三千万。一家中乙俱乐部一年下来，拖欠的工资和奖金可能超过1000万，至于中超俱乐部，拖欠的工资和奖金总额可能数以亿计，这还是一家俱乐部，如果是整个中超的话，估计会达到几十亿。

更重要的是，这些债务像滚雪球一样扩大。事实上，中超欠薪并不鲜见，过去也有，但大多数俱乐部都能保持正常运营，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俱乐部不拖欠工资和奖金，还有一部分俱乐部晚发工资和奖金，只有少部分俱乐部欠薪。 但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俱乐部都进入了欠薪行列，而且，大部分是直接停止发放工资和奖金，所以，欠薪数额越滚越大，这是最恐怖的。

那么，为什么俱乐部停止投入，导致债务滚雪球呢？除了母公司借款形成的俱乐部债务外，近期滚雪球的主要原因是欠薪及其他欠债，投资人非常无奈，而在股改大背景下，他们也普遍持观望态度——让投资人普遍感到崩溃的是，他们的投入，几乎没有任何回报了。

客观来讲，这一届足协原本不必对联赛的滑落负太大责任。但有一点，中性名一刀切确实不合时宜，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投资人的伤害。 而疫情这种不可控的客观因素，则加速了联赛的滑落。

事实上，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看看，一家俱乐部要想稳定运营，每年投资少则3到5亿，多则6到10亿（目前多家俱乐部仍旧有一些大合同球员），过去联赛正常的时候，有品牌冠名、有球票收入、有持续的舆论效应，但现在，球队只能打赛会制比赛，加起来三四个月，没有主场，没有展示，没有持续的舆论效应，这样，投资人的品牌，投资人的理想，投资人的情怀，根本无从体现——等于把钱扔水里，还听不到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多家俱乐部进行多元化改革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投资人而言，观望的心态又成为主流，所以，俱乐部也就没钱投入，局面愈发艰难。

目前，中超、中甲至少有6家俱乐部完成了股改，包括山东泰山（央企和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河南嵩山龙门（地方政府和私企的混合所有制）、沧州雄狮、浙江、陕西长安竞技（上述三家为地方国企和私企的混合所有制）以及昆山。

但更多俱乐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遭遇了困难，停滞不前，包括重庆两江竞技、河北、青岛、广州、广州城等。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策问题，这个此前谈过，因为没有明确清晰的政策，很多省市的相关部门不予配合；二是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上述6家混改完成的俱乐部地方政府就有主观能动性；三是俱乐部负债过多，“改”不动；四是俱乐部的“高额合同”（其中主要是高额薪水）过多导致俱乐部负担较重。

其中，债务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三大债务，即母公司负债、欠薪及其他负债，都可能导致股改陷入困境，年初苏宁最终解散，母公司负债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有关方面下定决心推动股改，也并非不可以，方式有以下三种： 其一，欠母公司的债务，母公司予以免除；其二，母公司承担，或者（分割日期）共同承担欠薪；其三，母公司承担，或者共同承担其他相关债务。比如，重庆两江竞技和原投资人的协议是2021年5月1日前的欠薪由当代集团负责，之后则由新东家负责。河北俱乐部方面，母公司华夏幸福集团承诺如果股改成功，原有欠债由集团承担。

只是，当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如果母公司无法承担或者不愿意承担的时候，股改恐怕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目前的困境，对于中国联赛的未来发展，其实有很多启迪，前提是我们充分反思和总结。

以欠薪为例，未来必须进一步落实限薪令，同时，废除“工资确认表”，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财务审计，薪水和奖金发放流水单，才是真正靠得住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针对目前俱乐部负债过多的情况，未来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应该设定债务红线，把俱乐部的债务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违规将受到处罚。当然，足球俱乐部的资产总额较小，所以这个负债红线如何设定，就需要综合各方面情况进行考虑了，可以以中超、中甲和中乙的支出帽作为基础，设定一定比率的红线。当然，欠薪是不允许的。

需要说明的是，未来的中国足球，不管是投入、薪资，还是负债及其他，都需要全面可控，这一次中国足球大幅度滑落的深刻教训，未来绝对不能重演。